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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综合改革系列报道第851期

时间: 2017-07-27 08:14:16来源: 作者: 阅读:

中国农村改革从“三自一包”到“三位一体”的转变

中共中央编译局博士后联谊会理事长、三农战略与政策课题组长  陈 林

2013年3月,在全国“两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江苏团座谈中说到“务农致富”。回顾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农村先由分到合、再由合到分过程后,习近平说,改革开放从农村破题,“大包干”是改革开放的先声。家庭承包责任制实践的结果是,“分”的积极性充分体现了,“统”怎么适应市场经济、规模经济,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新世纪十多年来,沿海地区以及农业条件比较好的地方,在这方面都做了积极的探索。

习近平审时度势地提出“统”的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1992年7月在审阅中共十四大报告稿后指出:“关于农业问题,现在还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我以前提出过,在一定的条件下,走集体化集约化的道路是必要的。”“我讲过,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会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第二个飞跃就是发展集体经济”。

这里必须指出,农业中的“规模经营”,可以有多种实现途径(例如农村金融合作、流通合作、科技合作等社会化服务所体现的“规模”效益),未必需要以土地规模化特别是土地的大规模兼并为必然前提。至于发展“集体经济”,更不是重新回到“一大二公”。宪法第八条规定:“农村中的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在邓小平说这些话的时候(甚至直到现在),在我国,“集体经济”与“合作经济”两个概念多被混用。如果按照更加严谨、规范的学术称谓,应为“合作经济”之意。

邓小平晚年关于“两个飞跃”的天才判断,还没有来得及深入阐发。这个历史重任,跨越时空,落到了习近平的肩上。

2001年,习近平在清华完成的博士论文以《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研究》为题。他旗帜鲜明地提出:“要走组织化的农村市场化发展路子”,“只有将农民组织起来,才能使农民尽快安全、顺利地进入国内外市场,并能够有效地降低进入市场的成本,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市场占有率”。

事实上,2006年初的中央一号文件刚刚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就在当年1月8日的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的宏伟构想。后来在全省现场会上进一步表述为:“三位一体”是三类合作组织的一体化,也是三重合作功能的一体化,又是三级合作体系的一体化。这一构想,正是对于农村“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的重大完善和创新。

农村市场化与农民组织化:两者不可偏废

农村改革,特别是农村市场化的已有成就无可否认,并且,农村市场化的进一步潜力仍然值得期待。习近平强调:坚持深化市场取向的改革,着眼于突破城乡二元结构,消除影响和束缚“三农”发展的制度障碍,形成让农村资源要素优化配置、农村经济增长方式加快转变、农村财富源泉充分涌流的发展体制和机制,这是科学发展强“三农”的动力源泉。同时,由于农民在市场上的交易对手往往具有相对优势、甚至是垄断优势,而农民群体高度分散,如果仅仅片面推进农村市场化,所形成的市场结构就会日益偏离公平竞争,既损害农民的利益,也不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因此,大力扶持农民组织化,对于农村市场化是一种互补。

习近平指出:分散经营的农户组织化程度低,在市场上没有平等的谈判地位,他们是“受价者”,而不是“定价者”。在出售农产品时,往往被压级压价,遭受中间商的盘剥,导致农民交易利润流失;购买生产资料时,则又受到价高质次甚至假冒货色的坑害;另一方面,公平竞争,“适者生存,优胜劣汰”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精神,有市场竞争就必然有市场风险,……必须使分散的农民联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以形成强大的市场竞争力。

新型合作化之“三位一体”

上个世纪50年代我国所推行的大规模农村合作化,实际是把“合作化”混同于“集体化”,照搬苏联模式,更进一步追求“一大二公”,很快就丧失了合作制的应有内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在指导思想上又较受欧美模式的影响。但中国地少人多的现实条件,决定了农户规模普遍偏小,农民本身的专业化程度就很低,在此基础上,片面强调欧美式的所谓专业合作,是难成气候的。

在类似我国的东亚小农社会,如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农村是以社区性的合作组织为主,并在纵向上形成多级体系。日韩农协体系的形成与运作,都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既有政府导向,也有农民参与,因此取得巨大的成功。但是日韩模式也难以简单照搬。

在我国,长期以来,信用社、供销社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经济合作社的改革与发展是各行其道的,各种农经、农贸、农资、农机、农技机构也各有隶属,至于政府涉农部门更往往是各自为政,而广大基层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并未突出。农民,必须是有适当组织的农民,才能充当新农村建设的真正主体。根据国际经验以及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的要求,今后政府对农业的支持,也要越来越多地以具有相当实力、代表性和动员能力的农村合作组织为载体。

习近平在《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研究》中提出:“要发展农民的横向与纵向联合……强化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农产品销售职能,加强产后服务,把生产职能与流通职能融为一体……发展跨乡、县的地区联合,组建大规模的中心合作社或农产品销售集团……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发展多层次、多形式、全方位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

“三位一体”的构想结合中国实际,对上述欧美模式与日韩模式进行了取长补短,又对计划经济时期就已形成的供销社、信用社进行了改造利用。“三位一体”农村合作协会的创建被列为2006年度浙江省新农村建设“十大新闻”,并于2007年11月入围第四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2007年12月入选当年“全国改革十大探索”,2008年11月入选“全国改革开放30周年30创新案例”。

浙江曾有十多个县市开始了“三位一体服务三农”的农村新型合作组织试点与推广工作。在全国范围内,也有其他省市积极响应。如湖北武汉提出探索建立“三位一体”的农村合作协会,吉林延边在探索供销合作、信用合作、农民专业合作“三位一体”的融资担保模式,江西省则要探索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和信用合作“三位一体”的服务联合体建设……

“三位一体”,首先是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类合作组织的三位一体,为此需要促进其发展、规范与改革,加强合作、联合与整合。“三位一体”,又指金融、流通与科技三重合作功能的三位一体,为此需要以合作组织为载体,全面深化农村金融、流通与科技体制改革,增进为农服务的公平与效率。“三位一体”,还可引申为基层、区域(行业)乃至全国三级合作体系的三位一体,或者经济合作组织、群众自治团体与行政辅助机构的三位一体,为此需要稳步扩大农民和基层对于各级合作组织的参与,提升农民的合作精神、自治能力与主体地位。

同时,一些代表委员调研指出,“三位一体”,不是三“社”一体、“归大堆”,也不是现有各种真真假假的合作社在形式上的简单联合。三位一体需要构造新型合作组织,而非简单复制行政组织。合作事业需要志愿精神,而非官僚陋习。三位一体服务三农,为农服务是全社会的事情,不是个别涉农部门的特权或专利。某些职能部门热衷避重就轻,或者肆意歪曲,以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更有一些地方领导,不是麻木不仁,就是忽冷忽热,一会儿装腔作势,一会儿装聋作哑;要么是冷眼旁观,要么是胡乱插手,或者表面支持暗中拆台,使得这项事业遭遇挑战。

这一构想抓到了三农问题的要害,抓到了统筹城乡的枢纽。浙江的实践表明“三位一体”的均衡结构和实施路径是确实存在的、是可行的。这是一种制度意义上、植根本土的自主创新,同时也是各级各类合作事业发展与改革的殊途同归,更开创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合作化的中国道路,对于社会主义的合作制理论也是一个新发展。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

合作制起源于近代欧洲,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先驱者曾经寄希望以合作制克服资本主义的某些弊病,但合作制本身与私有财产制度和市场经济规则并不冲突,更集中体现了自由、民主和公平正义等普世价值,并以互助联合的方式促进了社会和谐。合作组织本身就构成了和谐社会的微观基础,而只有“三位一体”这样足够强大的合作体系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农民整体在市场上的不利地位,从而在宏观上进一步促进社会和谐。

习近平在浙江全省现场会上要求:各级政府要把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济作为促进政府全面履行职能和加快转变职能的良好机遇,切实加强对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公共服务,并在认真界定政府相关部门职能的基础上,创造条件将部分服务职能转移和委托给新型合作经济组织来承担。新型合作化道路的路线图,已然成型。

【安徽省蚌埠市网友评论】

陈林博士后系统回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问题的长期思考、探索和实践,提出了通过“三位一体”的组织体系创新模式,破解三农问题,实现农业的第二次飞跃,我十分赞成这一观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综合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要实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走城乡统筹六化(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生态化)协同发展的道路。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是通过合作社把农民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为什么要发展合作社呢,这里涉及到三个基本理论问题:一是什么是合作社?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如何发展合作社?(也就是中国特色合作社发展道路?)三是我国合作社发展道路曲曲折折的根本原因?(社会主义与合作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合作社、小生产与社会化大生产、分散的小农户与社会化大市场等)(参阅《农业经济问题》1997年第八期,《论合作社产生与发展的根源及其制的规定性》;《农业经济问题》1998年第一期《组织与制度创新:中国农业的第二次飞跃》唐敏)。中国当下和未来两件大事: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协调问题(城乡居民共同致富问题);国际竞争与国内竞争协调问题(全球化发展阶段国与国的利益分配问题)。我们需要新思维:“多元结构动态互补的时空思维”(世界:多元性、结构性、动态性、互补性、时间性、空间性);过去是“非此即彼的线性思维”。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发展阶段与发展战略、与发展的组织制度安排。从国内外发展形势看,在稳中求进的大背景下,我国已经到了必须通过改革和创新这一阶段。愿有志之士携起手来为我们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安徽财经大学中国合作社研究院唐敏)2013.5.12

来源:经济观察网(2013-05-10)